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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人民幣將加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毫無疑問已成這一年國際金融領域最具標志性的事件。
在此之前，自2008年金融海嘯后呼吁已久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實際上進展一直乏善可陳。其中最主要問題之一，就是2010年便說好的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讓渡在IMF持股權的事兒，因為美國國會不配合，遲遲不能兌現。
不過，由中國作為主要設計者和牽頭人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造的步伐，在此期間并未放慢，通過創建亞投行、絲路基金、新發展銀行、金磚儲備庫等新的多邊機構和“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造國際金融體系的固有運轉模式，嘗試進行新的制度建設。
在法國興業銀行(17.24-0.29%,買入)首席經濟學家卡尼爾（OliVierGarnier）看來，中國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進行新的制度建設，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提高話語權，但難以打破原有國際金融體系，新的制度建設只能作為原有體系的補充。
制度性缺陷與新國際貨幣身份
在對上一輪金融海嘯的全球反思中，美元作為主要本位貨幣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被認為是世界經濟失衡的根源，并由此造成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以及各國對跨境資本流動監管等困難。在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危機必然呈現周期性，美聯儲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過剩與美元貶值也是周期性的。
要推動不合時宜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必然要從國際貨幣體系、資本流動監管、匯率制度、宏觀政策協調、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責任等方面著手。
法國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卡尼爾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表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三大公認缺陷：首先就是主要儲備貨幣美元供需不平衡。作為全球唯一主要儲備貨幣的發行國，美國經濟占全球GDP的24%，但全球42%的主權債務、52%的銀行貸款和64%的國際儲備都是用美元記賬。美元受到美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牽制，導致全球儲備貨幣供需難以平衡。其次，全球范圍內資本流動極不穩定，而且缺乏監管框架。第三，缺乏自動調節機制。危機發生時，金融市場體系無法實現自我調整，導致風險急劇累積。
卡尼爾指出，前述狀況下首要就是協調，但回過頭看，現在的七國集團已經不再具有這方面的相關性，二十國集團也并非一個可以討論貨幣體系發展的合適平臺。
在他看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變化的總體趨勢是，美元仍將在很長時間內居主導地位，但會逐漸趨弱，國際儲備貨幣向多極轉化。
“我更希望看到現有國際貨幣體系轉移到多元化的貨幣體系，這肯定要花很多時間，”卡尼爾說，“如果現在我們有三種儲備貨幣而不是一種，流動性就會更大。但是不管怎樣，美元還是會繼續在很長時間內作為主導貨幣，如果沒有外力推動，這個改變的過程將非常緩慢。”
隨著2016年10月被正式納入SDR，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資產的技術障礙已掃除；加入SDR也將倒逼中國金融市場加快開放、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資本賬戶的開放進程；而中國不斷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主動參與重塑國際貨幣體系的過程。
卡尼爾認為，中國必須優先發展國內金融市場。“中國現在生產很多產品，但是可以投資的金融資產好像并不是特別多，”他說，“中國需要發展一個非常大的國內金融市場，包括主權債券市場。”
他還建議，中國用外匯投資于美國國債的做法，慢慢可以用私人投資代替，以增加私營部門流動性，也可以投資于更多樣化的資產類別。他稱，并不擔心中國的外匯儲備因此而減少。
據渣打銀行估算，已有高達70家央行把部分外匯儲備投資于人民幣，這些資產分布在中國境內和一些離岸市場；隨著全球儲備重新分配，有望看到人民幣在全球儲備中的比例達到兩位數，資金流入介于8000億至1萬億美元，數額超過離岸人民幣市場十年發展積累起來的貸款總量和債券余額總和。
貨幣互換安排的特殊意義
除了將逐步形成以美元為主導的多元儲備貨幣格局，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另一明顯趨勢性變化是，國家間越來越多啟用國際貨幣互換安排。
2008年金融海嘯后，隨著美元不斷貶值，為維護本國貨幣安全，很多國家開始簽署貨幣互換安排。繼2009年4月美聯儲與英國央行、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聯合宣布貨幣互換協議之后，2013年10月這五大央行加上加拿大央行又宣布將現有臨時性雙邊流動性互換協議轉換成長期協議，各家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轄區內，以另外五種貨幣中的任何一種提供流動性，顯示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已形成一個長期、無限的多邊儲備貨幣網絡。
目前中國央行也已經與33個國家簽訂了總值約3.1萬億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
國際貨幣體系的構成要件即儲備貨幣選擇、匯率制度安排和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當某國需要額外流動性時，可以啟用這種互換協議。通過貨幣互換安排這種機制，既給相關國家央行提供了貨幣流動性，又降低了其對儲備貨幣的需求。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吳曉靈日前在倫敦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最大的矛盾就是全球主要貿易依賴于主權國家的貨幣，而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指美國），卻很難在為全世界提供這個流動性的同時，保證其貨幣幣值的穩定。
“當前情況下想改變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但是美元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貨幣，本身也遇到難題，”吳曉靈說，“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考量盡管最主要是美國本身經濟情況，但也不得不顧忌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看看美聯儲加息對于國際市場資金流動的影響——一國貨幣政策對于全球產生這么大的外溢影響，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兩國雙邊貿易結算時，可以多用一些本國貨幣？”
在早些時候于倫敦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金融合作會議期間，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遵義在內的一些學者提出，當前應鼓勵更多國家使用本幣進行貿易結算，而且不要僅僅局限于雙邊協定，如果有合適的結算系統，也可以用于多邊協定。
吳曉靈同意上述觀點。她稱，在現有國際貨幣體系遇到很大挑戰但一時間又難以徹底改變的情況下，提供包括人民幣在內的更多結算貨幣供選擇是“唯一的辦法”。
“所謂人民幣走向國際，也不是央行一定要把人民幣變成國際貨幣，而是在中國和世界經濟交往過程中，大家有了這種結算需求，”她說，“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尊重交易主體的選擇，為他們提供方便，在協調各方利益的基礎上，也可能會探索出一條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道路。”
吳也特別指出，人民幣要真正作為國際貨幣，最重要的是要加快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金融市場改革，這樣才有更多人愿意接受人民幣，也會使更多人獲得人民幣后能有好的投資去處。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數據，人民幣2015年中已超越日元，成為全球第四大最常用的支付貨幣。以價值計，人民幣7月在全球支付中占比2.34%，8月升為2.79%，高于日元的2.76%。
目前人民幣在中國自身貿易結算中占比24.6%。渣打銀行預計，到2017年，該比例將上升至38%，2020年更升至46%。這意味著到2020年中國每年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額將超過2.6萬億美元，是2011年2120億美元總額的逾十倍。
“一帶一路”助力人民幣
成國際儲備貨幣
國際市場圍繞某種貨幣進行的交易活動，其實很大程度上就體現了市場對該貨幣的信心。人民幣能否成為受歡迎的國際儲備貨幣，最終也要取決于國際市場對其接受程度。
而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加強與各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合作，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融資活動中使用比例以及作為區域貿易結算貨幣的地位，就成為順勢而為之舉。
迪拜投資公司Abraaj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ArifNaqvi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就充滿興趣，他希望自己的公司可以憑借過往在新興市場上的成功投資經驗，成為中國企業進入“一帶一路”市場的橋梁。
在他看來，未來十年，中國將主導全球經濟，也是新興市場中對外投資的主要資本提供者。他稱“一帶一路”是最聰明和創新性的戰略，投資規模是“馬歇爾計劃”的50倍，相當于約1萬億美元，接下來三十年，新興市場國家都會從中受益。
“一帶一路”將為人民幣貿易結算體量帶來巨大發展空間，該戰略實施過程中建造的大批基礎設施，也將催生新一輪金融需求，推動離岸人民幣更多使用和跨境流通。
渣打集團主席JohnPeaCe稱自己也對“一帶一路”充滿熱情，“這肯定會成為下一個促進全球貿易發展的動力，也必將改變亞洲與中國。”
